我党历史上的首次大规模反浪费斗争

发布时间:2017-05-12   新闻来源:全国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网  浏览 :350
  力倡节约,反对浪费,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我党历史上的首次大规模反浪费斗争,发生于我们党缔造的第一个全国性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次反浪费斗争,从1931年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开始,直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历经近3年时间,取得了伟大的成绩。

  我们党领导的中华苏维埃政权是完全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当时参加到这个政权中的各级工作人员绝大多数廉洁奉公,艰苦奋斗,为保卫苏维埃建设苏维埃作出了贡献和牺牲。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也存在着诸多产生腐败的因素,特别是贪污和浪费两大问题严重地危害着苏维埃政权。

  苏维埃政权诞生之初,即面临着严重的浪费现象。1932年江西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描述说,“过去各级政府的浪费情形实在惊人,一乡每月可用数百元,一区可用数千元,一县甚至用万元以上”;由于“浪费过度,土豪富农已打尽了,于是由富农打到中农,甚至有一时期连贫农稍有少数现金余存储蓄的都打起来了”。其结果是造成了苏维埃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裂痕,发生了群众“不信仰苏维埃政府”的现象。

  对贪污浪费等腐败问题,我们党有着清醒的认识。1931年11月,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通过《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即提出必须将严格党的纪律,反对官僚腐化现象作为党的建设工作中心任务之一,对一切违反苏维埃法律、对革命有损害行为的党员,必须进行更严厉的纪律制裁。到1932年初,反对贪污浪费等腐败斗争即开始摆到毛泽东等最高领导人面前。2月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临时中央人民政府人民委员会常务会议,提出中央政府要立即对那些执行上级命令和国家法律疏忽懈怠的现象,对一切贪污腐化分子给予严厉打击。接着,人民委员会发布第五号命令指出:“这些工作的检查,刻不容缓,各级必须坚决执行”,“各级政府应绝对执行这一工作,不得稍有玩忽和怠工”。3月1日,人民委员会常务会议举行第八次常委会,提出应积极严办贪污分子。3月2日,中央政府副主席兼工农检察部部长项英发表文章《反对浪费严惩贪污》,指出“现在正当红军在前方进行革命战争,夺取赣州的紧张时刻,所有后方的同志,除了积极领导群众去参加革命战争建立巩固的后方外,最重要的就是要节俭经济来供给红军,帮助红军去进行革命战争,谁要不努力去做这一工作,就是怠工”。“这个时候,谁要浪费一文钱,都是罪恶,若是随意浪费,那实际是破坏革命战争”。文章严厉批评“许多政府每月开支浪费得很,一个区政府每月要用到四五百元的经费,有一个区政府每月的信封用了2900个,吃仁丹一个人一天吃了8包,诸如此类的很多。这是何等骇人听闻的事啊”!强调“对于一切浪费行径,特别是贪污分子,都要给以严厉的惩办”。

  自此,在反贪污斗争的同时,我们党领导苏维埃各级政权开展了坚持不断的大规模反浪费斗争。到1933年12月25日,毛泽东主席签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6号训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就惩治贪污浪费规定了量刑处罚标准,开始从法制上反对贪污浪费。1934年1月4日,《红色中华》载发中央工农检察部指示《怎样检举贪污浪费》,提出要提高对贪污浪费的警觉性,要发动群众反对贪污浪费,要注意机关里的贪污浪费,根据中央政府新颁布的惩治贪污浪费法令从严治罪,要组织审查委员会审查贪污浪费。1月23日,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作报告强调,“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指出“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过去有一些成绩,以后还应努力”,对各种贪污浪费消极腐化应立即惩办绝不姑息。4月2日,项英签发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关于《继续开展检举运动》的训令,号召在粉碎第五次“围剿”的紧张战斗中,继续开展检举运动,检举清除各种贪污浪费消极腐化分子。结合反贪污斗争,整个反浪费斗争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

  广泛开展节俭运动。节省一切开支,充实战争经费,是中央苏区廉政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指出:“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作为反贪污浪费斗争的重要内容和基础工程,中央政府从1932年2月开始即多次发出训令和通知,号召开展节约经济活动。1932年2月17日,中央政府发布《帮助红军发展革命战争、实行节俭经济运动》的通令,“通令各级政府务必立即实行节俭运动,所有各地方政府的预算杂费、特费等,必须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工作人员一律裁减”,号召苏区军民实行广大的节俭运动来积累资金或粮食,以作供给红军发展革命战争之用。7月21日,发出第14号《关于战争动员与后方工作》的训令,号召“各级苏维埃政府要领导群众团体节省一切开支,如客饭、办公费、灯油杂费都需尽量减少,尤其纸张信套,更可以节省使用”。 1934年1月16日,《红色中华报》号召全苏区革命工农群众进行大规模的节省运动,实现六项节省规约:每天节省一个铜板;不进馆子,不吃小食;节省办公费30%;普遍建立节约箱;每个伙食单位建立一个菜园;残酷地开展对一切浪费的官僚主义作斗争。在中央苏维埃的号召下,各级政府、红军后方机关、国家企业、学校等工作人员和苏区广大军民积极行动起来,厉行节约,力戒浪费。1933年11月,博生县各级政府工作人员自愿节省伙食费1200余元;江西邮务工友节约1060元;中央内务部、司法部两个培训班,学习期间节省伙食费31元3角;崇安沿山两地妇女节省大洋85元寄给中央以帮助红军。文溪新圩乡在选民大会上,纷纷把红军借谷开出的借谷票退还给中央政府。1933年12月,中央各部的工作人员节省行政费20万元。特别是1934年3月人民委员会提出在4个月内节省80万元的号召后,中央各部于1934年4至7月共节省行政费130余万元,超过节约计划62%。1934年初,中央工农检察部就各地开展节省运动进行专项检查,结果表明在党中央政府领导之下,各地广泛开展的节俭运动,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大力惩治浪费行为。在开展节俭运动的同时,苏维埃中央广泛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各种贪污浪费行为,坚决查办贪污浪费案件,惩治浪费现象。1933年夏,中央工农检察部收到匿名举报,举报瑞金县苏维埃贪污浪费。经初查后,部长何叔衡联想到瑞金县苏维埃大手大脚公款吃喝的传闻,于12月中旬又亲自带队调查,查实瑞金县苏维埃政府中大量浪费行为。如10月份超过预算858元;10月平均每日实有200人吃饭,出了307人伙食数(如许祥焕回家1月余还领伙食);毛边纸用了15刀以上,10月买了7元2角毛笔,买了8元的复写纸乱用乱丢,买了33元的邮花,特别快信贴了一半;买了60多元药,吃补药也算公家的数;买了50元银砾做印色油;不管有无事灯总亮到天明。另外,还有大量贪污行为。12月28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会议,听取中央工农检察部汇报,决定对瑞金县相关人员给予严惩。查处的其他典型浪费案件如大兴土木的洛口县苏维埃建房案。1933年11月,洛口县政府经省财政部批准修理办公用房,核定经费为大洋20元,但洛口县不经上级批准,改修理为新建,建了两间新房花费了大洋200元。有关人员受到了撤职、开除、监禁的处分。

  各级领导带头节约奉公。在反浪费斗争中,中央领导率先垂范,节衣缩食,节约奉公。毛泽东、博古、邓颖超、陈云、毛泽覃等23人联名写信给《红色中华报》,提出自己节约奉公的做法:“一,每天节省二两米,使前方红军吃饱,好打胜仗;二,今年,公家不发我们热天衣服,把这些衣服给战士穿。”并建议大家“响应《红色中华》节省运动的号召”,开展个人节俭运动。中央苏区最高领导人之一的张闻天自带伙食办公,连下基层也自带干粮。有一次他去瑞金消费合作总社检查食盐采购情况,开饭时谢绝了客饭,自己从包里掏出冻得又冷又硬的几个蕃薯热后吃掉了,让当地干部们极为感动。在中央领导的带动下,苏区许多干部自带干粮办公。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跃在节省运动中,带头回家背米去省苏机关吃,既不要公家发口粮,也不要公家发伙食费。妻子一时感到不理解,埋怨他说当个主席,连饭都赚不到吃,真是没用。刘启跃听后耐心地给她讲道理说,我们共产党人当官不是为了发财,而是为人民谋幸福。我们现在苦一点,可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这就很好嘛。妻子的思想终于通了。后来刘启跃因公务繁忙抽不出时间回兴国老家拿米,她就主动挑着大米走100多里路送到宁都。见到刘启跃,她笑着说:“老公老公,饭要我供。”刘启跃也笑嘻嘻地回答:“革命成功,吃穿不穷。”当时,在苏区流行的一首歌谣唱道:“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饭包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点灯笼访贫农。”真实地表明了苏区干部在人民群众中节约奉公的良好形象。

  舆论监督反对浪费。在中华苏维埃时期,舆论监督对从上到下的反贪污浪费斗争和廉政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苏区的主要报刊《红色中华》、《青年实话》、《斗争》等都担负着监督苏维埃政府的职能。这些报刊一方面刊登党和政府廉政建设大政方针政策,对反贪污浪费斗争等反腐倡廉工作进行指导引导,宣传节俭奉公的先进典型,一方面对党政干部中贪污浪费等腐败行为和不良风气进行毫不掩饰的揭露和批判。《红色中华》和《青年实话》分别辟有“红板”、“黑板”和“反贪污浪费”专栏。“红板”专栏专门刊登苏维埃工作人员廉洁奉公的先进事迹,“黑板”专栏专门批评那些消极怠工、立场不坚定的工作人员,“反贪污浪费”专栏则专门揭露那些贪污浪费案件,报道对有关人员的查处结果。舆论监督,收到了很好的警示教育作用,推进了反浪费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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