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五四”时期在津的革命活动

发布时间:2018-06-01   新闻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浏览 :3551

1950年4月,东北大学为纪念“五四”运动三十一周年,编辑了《“五四”纪念文集》,由东北新华书店发行。该《文集》在“回忆与纪念”部分中,以8页多的篇幅,刊载了邓颖超署名的《“五四”运动的回忆》一文,末尾有“宜记”二字。该文开头有“谈起三十年前的往事”句,自应是新中国成立以后1949年邓颖超口述之作。现参照相关史料稍作整理转述:

一、邓颖超(1904―1992)祖籍河南光山,生于广西南宁,初名玉爱,九岁易名文淑,于女师读书时,国文教员喜其作文,为邓更名颖超。父邓庭忠,晚清地方官吏,因受迫害遭流放,客死新疆。母杨振德,幼学中医,凭借行医与从事教师维持生计,决心养育女儿成人,辗转落脚于天津。民国后,邓颖超入直隶女子师范学校读书,该校系近代中国第一所女子师范学堂转制,当年风气初开,女性青少年能入学者为数不多。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发动了爱国的“五四”运动,次日,消息传到天津,天津各校学生立即响应,7日,天津学生走出校门,上街示威。随即组成“天津学生联合会”,又以女校学生为主,成立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继而又成立了“天津各界救国联合会”。北洋军阀政府对学生爱国运动实行镇压政策。其时,又因“一战”结束,俄国十月革命成功,新思潮、新文化涌入中国,给予“五四”运动注入新的进步因素,学生们通过斗争得到锻炼。

当时邓颖超年仅十六岁,任“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学生联合会”的讲演部长。其时,因封建陋习,女生不能同男生一样在街头讲演,只允许在市内的宣讲所、民众教育馆等场合来讲。内容主要是唤起大家齐心救国,惩办卖国贼;并以朝鲜亡国的惨痛教训,表达我们应有爱国开会的自由,抗议北洋政府对学生的镇压,等等。讲演的人,有时声泪俱下,听众也深受感动。同时,学生还作家庭访问,到偏僻地区、贫民区,挨家挨户宣传,有的热情接待,也有被拒之门外之时,但同学们并不灰心。有一次遇上大雨,人人被淋得如落汤鸡一般,同学们也不泄气。“天津学生联合会”出版有三日刊的《学生联合会报》,每期销到两万份以上,主编为周恩来。“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也出版了一种周刊。

二、在“五四”运动中,由于反动的北洋政府对外媚日,对内袒护国贼,学生却没有爱国的自由,因此,学生最迫切的要求就是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等民主权利。1919年的“双十节”,天津各界救国联合会在南开广场召开全市市民大会,坚持要求惩办卖国贼,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加紧抵制日货,举行示威游行。因事先已得知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准备用武装强行解散集会,同学们也作了应对准备,学生拿的旗子都用专门买来的坚固竹竿制成,以它作为同武装警察斗争的武器。果然不出所料,大批警察出动,包围了会场,而大会依然按秩序进行,直到游行示威开始,冲突终于发生,学生一面冲一面高呼“不要打爱国的学生”,很多学生遭枪托殴打。邓颖超在急气中甚至吐了血。在这紧急关头,“学联”的汽车宣传队开到会场,里外夹攻,冲出一个缺口,使环城示威游行得以开始,直到警察厅,质问杨以德,提出抗议,游行队伍坚持到次日黎明才解散。这次事件,激起女同学极大愤慨,自此,不再管封建习俗的约束,次日就走上街头举行露天讲演,控诉杨以德对学生的镇压。

当局对学生的压迫愈来愈紧,一个多月后,各界救国联合会被查封。马千里、马骏等24人被捕;继而学生联合会被查封,邓颖超等遂转入租界一同学家中办公,坚持斗争。12月,又发动全市学生大请愿,要求启封上述两会,释放被捕代表。在省政府,省长曹锐避而不见,且将大门紧闭,周恩来、郭隆真(女)、于方舟等就从门槛洞里钻了进去。外面学生坚持不离开,省政府再用武力镇压,造成流血惨剧,同学们认识到,爱国权利,绝不是能轻易得到的。转年,即运动后期,工作重心以反对非法逮捕、营救代表、要求公开审判等,入夏,被捕的28名代表方获释放。

在校内也遭校方压迫,他们挂出牌示,要开除200多名学生学籍,学生并没有被吓倒,连夜收拾行李,搬出学校,而校方却关闭校门,不准离校。闹到次日清早,还是搬出了。同学们避开警察,到郊外种植园(今北宁公园)开会,斗争坚持了一个星期,在家长和社会舆论支持下,校方终于收回成命,同学们胜利返校。

三、掀起妇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时期,“男女平等”、“反对包办婚姻”、“社交公开”、“恋爱自由”、大学应招收女生、机关不限制任用女职员等要求,随之提出。在天津先是把男女学生分别组织的学生联合会合并,但开始也有阻力,担心被人说什么“男女混杂”闹笑话,等等。女同学中的积极分子起到了带动作用,男同学受到新思潮的影响,也打破了重男轻女的旧思想,对女同学都很尊重。在学联会各部门的负责人,实行男女各一,平等担任,女师同学与南开(男)同学的地位和作用是相同的。

四、组建“觉悟社”。因俄国十月革命和新思潮传入中国,随着“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新文化运动愈加蓬勃发展起来。《新青年》《少年中国》《新潮》等进步刊物,为许多同学喜爱阅读。学生联合会每周举办学术讲演会,邀请北京的进步教授如李大钊等来讲演,反对文言八股、提倡白话文、学习标点符号等,在当时是极新鲜、重要的事。

1919年夏末,男女同学中比较进步的积极分子二十多人,感到需要一个比学联更严密一些的团体,以作一些科学和新思潮的研究,便组织了个小团体──“觉悟社”。同年9月,学联和女界爱国同志会邀请李大钊来津,在维斯理堂作公开讲演,宣传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号召青年要把反帝、反封建斗争坚持到底。李并专门到觉悟社同社员座谈,邓颖超是年纪最小的一个,却是由她首先向李介绍觉悟社情况的。

“觉悟社”只存在了几个月,因部分社员被捕(如马骏、周恩来等),部分社员毕业后分散各地,余下的少数社员因环境恶劣无法活动。至1920年夏,周恩来、郭隆真出狱不久,便去法国勤工俭学,邓颖超等毕业去了各地,“觉悟社”不复存在。但经常有往来,有通信联络。

1920年有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改共产主义青年团),1921年有了中国共产党以后,半数以上社员先后加入了党或团组织。这时,共产主义已是社员的信仰和奋斗目标,邓颖超也已成长为爱国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了。

“至解放这30年,变化很大。有的人作了革命逃兵,有的人只图个人安逸,已不问政治,有的人则堕落到反动国民党营垒中。但同时有的人是站在光荣的共产党员岗位上英勇地牺牲了,如马骏、郭隆真、于方舟等。”邓颖超最后表示,“我们一定要踏着革命烈士的血迹前进,号召中国青年继承‘五四’精神前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革命进行到底。”邓颖超本人更是身体力行,把一生献给了革命和妇女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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